诗法学的系统建构和多重阐释评易闻晓中国诗法(4)

明代李东阳说：“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⑤李东阳：《麓堂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71页。但唐代始试诗赋，产生诗式、诗格，而杜甫谓“佳句法如何”，①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40页。后来诗话讲求杜甫诗法最多。②参见易闻晓：《黄庭坚诗学与宋人诗话的论诗取向》，《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而且上溯汉魏六朝如曹植精工锻炼、谢灵运对仗造语，在写作实践中已经彰显诗法的讲求。唐人诗式、诗格多举诗例，重在规则、范式、病犯，适合初学、应试之用。宋人诗话多讲字句之法，展开以句法为中心的广泛讨论。从体制来看，诗法谈《诗》很少，绝多五、七言，其中近体又多，由于“以句法就声律”，所以律诗句法多于古体。从时代来说，诗话谈论唐宋为多，汉魏六朝很少。这就是古代诗法的大致范围。但是诗分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此形成四言体、五言体、六言体、七言体，各种体制对于创作的要求并不一样，同时乐府五言与拟乐府五言，古体与近体以句法为中心的种种诗法具有差别。《诗》为四言体，分章合乐，其句式为了适合四言而截短拉长，适合咏叹的重复、虚字凑句，包括比兴在一章当中的位次等，都应该是诗法学的范围。该书增加了《诗》的法度讲求，乃从《诗》学研究的角度增益补充。这是贯通诗史和诗学史的必要，及后乐府与拟乐府也是必须贯通的历史，从而接续唐宋以降的诗史和诗法史。

为了达到这种贯通，该书设置了“表现手法的诗学史”一章，引入普通写作学意义的表现手法，旨在提升诗法层位，将整个中国诗的演变转换成诗法角度的历时叙述。第一节重点讨论赋比兴与《诗》之体制的关系，指出“诗言志”和重章叠句的咏叹功能，赋在一章就是前后的顺序排列，比兴在此顺序中是暂时性和随意性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转变为句法和章法的功能。第二节讨论汉乐府叙事缘情，情由事起，以事为主，着重事件甚至情节的叙述，对话是乐府长篇的主要敷陈。第三节讨论山水咏物的产生，乃是拟乐府五言形式的主题演变，山水诗在谢灵运手里成熟，以文人创作出脱拟乐府的形迹，脱离乐府群体意识，反映主体创作意识的自我执着，表现为以议论为主，影响后世的个人创作，就是“我执”的表现。第四节意兴象境，主要就唐代五、七言诗的审美倾向进行诗法学的总体考察。第五节以文为诗，阐发宋诗特点，包括“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③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第688页。以及直到晚清宗宋的大势所趋。凡此从诗法学的角度对先秦《诗》直到晚清诗进行了历时性的叙述，构建了诗法学的整个中国诗史和诗学史，极大突破了古代诗法集中于唐宋以降五七言的固有范围，形成“中国诗法学”的历时性体系。

诗法学与“诗文评”悬诸理论不同，本是创作的总结和归纳，具有“实践诗学”的基本品格，④李最欣、冯国栋：《“实践诗学”的开拓研究——评易闻晓的〈中国古代诗法纲要〉》，《学术探索》2006年第3期。这要求诗法的阐发联系诗的创作，诗法学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诗学史总是与诗史息息相关，互为表里，那么诗法学的阐释就要求对于创作实践予以体悟与总结。但由于现代学科的分野，文学理论的推求较少联系文学史和文学的创作，讲文学史和作品往往不太关注诗学的理论。该书作者出版有《会山堂初集》，全书共8卷，其中赋4卷、诗词1卷，选近作百余首，作品被广泛转载，评论甚多，作者创作与研究相结合，在当代学者中具有典型意义。

该书用以作为诗法阐释的作家作品出于古代总集、个人集者达120余种。而且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方法的多样，涉及面亦较为广博，全书征引书目、论文560余种，涉及经史子集及现代哲学、诗论、作品、语言文字、西学等多个领域。该书“内容所涉，方法之用，爰经二十年研究积累”，按著者自己的说法，就是“一次阶段性的总结”。⑤易闻晓：《中国诗法学》，第467页。实际上诗法学只是著者研究的一个方面，据笔者了解，近年来，著者的主要精力是在中国赋学研究方面，包括赋学理论、语词和名物研究，后者则开拓了辞赋研究新的领域。目前著者正进行《赋学通论》的研究与撰写，在《中国诗法学》之后，我们仍可期待著者对于赋学的系统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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