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判牍的内容及其文献价值论略(2)

《于成龙判牍》展现了儒家追求“无讼”的法律观念。[8]《论语》云：“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有，使无讼乎？”天下无讼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最高追求。儒家相信“人性本善”，坚持“重教化，省刑罚”，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用断案决狱的方式惩恶扬善劝睦止争，教导百姓珍惜睦邻，爱护亲友，爱惜身体发肤；兼以诗书礼乐的教化，教导百姓知书达礼孝敬父母，凡事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以达到天下太平无讼无争的崇高境界。“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懂得礼乐自然道德高尚，孝敬父母自然忠君爱国，“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天下人人孝敬父母，自然爱惜身体发肤，推己及人，不会作奸犯科。如此则夫妻相敬如宾，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朋友有信，上下有序，整个社会各安其位各守其分，无人作奸犯科、为小利而损仁义。如此则可达到大道之行，天下无讼的美好境界。“天下无讼”是判牍的精神和灵魂，是古代司法的指导原则，是儒家法律思想的目标。《于成龙判牍》中，至少有五个案件，没有做出具体判决，如：

《祝寿起祸之妙批》：“故候验伤，集讯察夺。”

《控告悍媳之妙判》：“候即饬差拘案，讯究不贷。”

《索债被殴之妙批》：“姑据扭殴成伤，候传验集讯察夺。”

《侵吞公款之妙批》：“应先於传案日，立下切结，俾讯结后，汝无所逃罪。”

《胥吏作奸之妙判》：“密饬干役，将猾吏胡安之拘押审办。”

案件的最后结果如何，如今不得而知。或许随后原告撤回了诉讼。此外，于成龙在审理案件时，有时甚至会主动劝告原告撤回诉讼。如：

《诬告强奸之妙批》：“尔知强奸者犯何罪乎？诬告强奸者，又犯何罪乎？尔速收尔妄念，依本县训谕，或即抄录本县此批，与孙和顺商议，要彼始乱终成，庶尚可挽回，不至堕落到底。若必欲诬告强奸，妄冀非分，则本县不难提集人证，切实审断。恐尔不特占不到便宜，抑且受重戾也。”

《强夺耕牛之妙批》：“姑念乡愚，暂免拘究，仰即回家安分，毋再多渎，以干重戾。至耕牛一节，仍照地保调处办理可也。”

《土豪缠讼之妙批》：“若妄思争讼，饰词干渎，本县先将尔拘案惩办，以为恃势欺凌寡孤者之儆戒。勿谓本县操心忠厚，可以身尝试也。”

无论是威逼、利诱，还是劝告以情理，警示以法律，无论是对诉讼置之不理，还是威胁原告使其撤诉，目的只有一个——无讼。这些案件中，更明白表现出，于成龙所追求的，是天下无讼的平和境界。

2.《于成龙判牍》是我国判牍文学的范本，展现了清代判牍文学的新发展。

中国判牍文学发展到清代，逐渐形成了一些特点。[9]尤为突出的是，判牍形式趋于文学化。判牍是严肃的公文，应该如实叙述案情严格依法决断。但司法语言用于判词，会显得呆板枯燥，没有说服力。古代判词往往将某些文学化的手法引入判词之中，使得判牍文采飞扬、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对仗工整，使得本应严肃的判牍显得文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浓郁的文学色彩。《于成龙判牍》是一个典型范本。

《于成龙判牍》在文体上骈体和散体交替使用。散文，即散体行文，是指行文运句散而不整，奇而不偶，长短错落，无韵律限制的散体文章，它较少用典，不尚藻饰。散体注重情感外放与结构舒宕，文风敦朴而文气阳刚，言辞庄重典雅，力戒浮夸，重在说理。其优势在于文气流畅没有约束，语言质朴、气势旺盛，能自由表达思想和情感。骈文，即骈体文章，是指以丽辞藻饰、对仗排偶、工于用典为形式特征，它是产生并成熟于六朝时期的一种新体文章，多用骈四俪六。骈文不及诗词等韵文讲究格律，却比散文更重形式，是介于散文和韵文之间的文体。骈体注重文意内敛与结构详密，文风灵动而文气阴柔，言辞华丽，不避繁冗，重在渲情。骈文最大的特点是俪辞和对偶。魏晋六朝是骈体文的形成与成熟期，这种文体的成熟与盛行，使文章对于形式美的追求，也必然反映到公文中来，使公文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性质。骈体和散体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不可偏废，“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可偏废”。真正能流传至今的判牍，大多骈中有散，骈散并用。《于成龙判牍》作为判牍文学发展到清代的典型，其语言骈散结合，而又通俗明白，刻画形象鲜明，展现了于成龙的廉吏形象与形形色色社会角色。如《侵吞公款之妙批》的批词：

文章来源：《法学杂志》 网址: http://www.fxzzzzs.cn/qikandaodu/2021/0708/7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