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述古今汇通中外评易闻晓中国诗法学(3)

(二)注重创作实感的深度切入

我们今天诟病文学研究无大师，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创作和研究的分离。现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创作的实切体悟，这就使理论阐释和文本解读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隔膜。研究诗法、词法等的学者，或集中于文献的反复梳读，或浮于表面的通识赏鉴，对理论的提升和深度的观照极其不足，很难实现创作和研究的“通融”效果。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之为传世经典，乃在于他的创作才气和宏博学养使然；而《诗法学》的著者不仅仅是研究诗学的学者，更是长期醉心诗赋创研，有着丰富的创作体验。在本书出版之前，著者已经出版《会山堂初集》(齐鲁书社2016年版)、《易闻晓赋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等古典文学方面的文集，收有著者文言随笔、律诗，绝句等各体创作体式，能对其理论研究提供真实体验支撑，故能将论述深入到点子上。如著者认为《饮马长城窟行》之“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句“略具文人润色的痕迹”(282页)，如果没有创作实感，是难以见出差别的；著者尤其在律诗和大赋创作上具有较大影响，坊间评其“当代无出其右”，可谓创作和研究并举，这在目前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中是十分罕见的。而《诗法学》之所以有别于同侪者，即著者发挥他在诗赋创研上秀异的洞察力，在理论提升时更能体悟入微，贴近诗作本身。当然，著者也未受创作体悟所扰，陷入简单好恶等价值评判中，而是深入经史子集，历代名家诗论进行钩沉辑佚，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祖述前人又思考创新，特别对各体诗歌诗法之研讨戮力尤甚，又以创作经验反推理论构建，更能发现常人忽视之处，将之阐得淋漓尽致，由此后出转精，不啻为古典诗学乃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成功范本。

(三)引进比较诗学的审辨视野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研究进路，感悟、评点等为研究者所常用，尤其对文献的讲求是其大格，这样的研究特色却也桎梏着中国文论研究的出新。而中国传统诗学研究多局限于范畴、印象式概念的比较，缺乏宏大的诗学史视野和微观的理论实践，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之法，乃至中国古代文论、古典美学，若无外来参照，是难以超越前人的。因此在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引入比较诗学的视野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急迫。“将比较诗学引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主要是为了弥补传统研究方法偏于以古释古的不足，改变长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封闭格局。同时，通过中西诗学的比较辨析，可以拂去历史蒙在古代文论身上的尘埃，使之得以激活，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张海明：《走向比较诗学》，《文艺研究》1997年第11期。由于学术视角、研究方法以及阐释材料的不同，对同一问题的阐述也就大异其趣。和前人不同，《诗法学》在祖述前人之基础上，多有拓展和推进。历来研究诗法之作，特别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之作，除钱钟书《管锥编》、朱光潜《诗论》等少量著作，较少涉及中西比较者。即便有也主要比较中西方诗歌在描写类型、主题、形式等方面的异同，属于纯文学层面的对照和关切，并未讲求深层之法理逻辑，更鲜有对中外诗法进行阐发研究的。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诗法学》的著者并未固守传统，排斥外来，他贯倡中学为本，秉承“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重刊宋本礼记注疏附校勘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983 页。之训，亦包纳“东海西海，心理枚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5)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之开放意识，积极吸收西方诗学的研究成果，却也警惕比附之研究，保持中国诗学研究的民族性和开放性。故《诗法学》一定程度上超克了古典文学界常有的惯性思维，将西学融入其中进行比较，特别是类比和对比之采用，更能凸现自身诗学的外在特色和内在深度，纵为西学领域之耆宿也不遑多让，体现了著者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并观之角度。正如作者自述云，“唯以汉语单音独字和稳定声调的应用对比西方多音节文字，才能认识中国诗的本质特点，尤其是形式的优越性”。(4页)如引述德里达《论文字学》、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等文之观点，语言和诗歌二者之间的生成关系，在中西比较互判中得以彰显出来。特别是索绪尔理论核心的“能指”和“所指”观念，德里达“延异”之说，是西方现代诗学新变的革新理论导向，著者引述过来，从语言本体、象征、内在层面论证汉字的诗性，较之前人可谓新见迭出，启发巨大。全书以开阔的跨文化比较诗学的视界对中国诗法进行了汇通性的梳理，以哲思和本体探求勾勒中外诗法不同的范式理念，一新学界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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