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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汇】“检例第97号”告诉你——是水上交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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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罪容易混淆的原因

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客观方面的规定，原本为“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刑法修正案（六）将之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这一修改重塑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制裁范畴。修改前，违反相关管理规定限于“不服管理”“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等特定行为类型，制裁范围相对较小。同时，所限定的行为类型，与实践中绝大多数交通肇事行为有所不同。故在界分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时，是比较容易的。修改后，只要“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均可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这大大拓展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打击范围，同时也使得其与交通肇事罪的界限变得模糊。因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在形式上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存在交融。在“检例第97号”案例中，法院便是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认定刘某某、夏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由于生产、作业涉及水路交通运输，故将刘某某等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理解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律师的辩护则是将不同主体割裂看待，并根据刑法的形式规定判断不同主体有无实施法定行为，以确定不同主体责任。

造成上述不同意见的主要原因是，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没有从实质上分清两罪的界限。实践中，生产、作业涉及交通运输或者有赖于交通运输，容易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混淆，曾引起司法机关的关注。最高法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8条规定，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外驾驶交通工具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等论处。该规定对界分两罪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该规定其实是以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外作为两罪的界定标准，只具有形式的象征意义。而对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来说，这种形式标准将使生产、作业活动虚化，致使其在犯罪认定中失去应有的意义。

“检例第97号”要旨的指导意义

“检例第97号”要旨主要强调对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实质判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两罪注意义务内容不同。在交通肇事罪中，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在内容上具有通识性，不涉及特定的制度性规定。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罪必须“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其中的“法规”便具有通识性。对于重大责任事故罪而言，行为人的注意义务来源不但包括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规定，还应包括“生产、作业”领域的特殊性规定。其中，特殊性规定是揭示活动或行为性质的关键。这也是刑法第134条为什么表述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为“规定”不同于“法规”，能体现对生产、作业的特殊性规定。两罪在注意义务内容上的区别，也体现在《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中。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实施刑法第134条等规定的犯罪行为（不包括交通肇事罪），“未依法取得安全许可证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从重处罚”。“依法取得安全许可证件”，显然是就生产、作业领域的特殊性规定而言的。

“检例第97号”的要旨，显然抓住了两罪注意义务之内容不同。检察机关提出的未按规定组织船员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在船舶上设置固定货运车辆的设施和安全救援设施，无视“禁止夜间渡运、禁止超载、货运车辆人车分离”等安全规定等，便是体现生产、作业特殊需要的特别规定，在界分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上，可谓切中要害。“检例第97号”还指出，对于从事营运活动的交通运输组织来说，航道、公路既是公共交通领域，也是其生产经营场所，“交通运输法规”同时亦属“安全管理的规定”，驾驶人员等违反有关规定导致重大事故的，鉴于该类运输活动主要是一种生产经营活动，可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这种界定的合理之处在于，充分考虑到生产、作业对交通运输的主导地位，突出行为人的活动性质主要是生产、作业而非交通运输。

（二）两罪注意义务表现形式存在差异。在交通肇事罪中，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具有个别化特征，因而责任的承担也具有个别化特征。换句话说，行为人在是否通过交通运输方式实现目的性活动上，具有选择权，一旦决定采取交通运输方式，若造成重大责任事故便由其承担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而重大责任事故罪中，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具有集群化特征，即众多参与主体均具有注意义务，因而责任的承担具有一体化特征。对此，“检例第97号”要旨进行了法理分析。根据该要旨，全面评价刘某某、夏某某的行为性质，需要准确界定其中的因果关系。生产、作业联营有其特定的性质和要求，即生产、作业的联营活动有赖于管理者、经营者在内的共同体通力合作，以达到共同体的目的。因此，遵守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内的安全管理规定，维护生产、作业的安全，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注意义务。一旦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共同体成员的管理行为、经营行为以及具体执行行为，与事故之间均具有因果关系，共同体成员均需承担与其地位和职责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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