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之力经文阿甘本论卡夫卡(4)

阿甘本通过本雅明充分认识到卡夫卡在当今社会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在《例外状态》一书中，阿甘本明确表示：“根据本雅明的看法，这个法律——或者，毋宁说，这个法×之力——不再是法律，而是生命/生活，如同那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活在城堡所在之山丘底下村落中的生活’。卡夫卡最独特的姿态，不在于保持一部不再具有任何内容的法律，而在于显示出它不再是法律，而在每一点上都与生命/生活无从区别……卡夫卡的人物之所以吸引我们，正在于他们必须与这个例外状态中之法的幽灵形象周旋。他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策略，试着‘研读’并令它停止行动，与它‘玩耍’。”阿甘本在这里又提及了《城堡》，他特别关注的是卡夫卡笔下的那种无意义但却有效力的法律。这时的法律已不再是普通法律，它等同于生命或者生活，变成了“法×之力”。法律就是“法”与“力”相乘或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是“法”之力，或者毋宁说，就是将“法”擦抹去之后仅剩下“力”。

与此相呼应，在《无目的的手段》一书中阿甘本说：“每当公与私之间的区分失去其意义的时候，就会产生对人自身证言的疑惑……正是这种不可辨认性构成了收容所特有的苦难。卡夫卡最早精确地描述了这个特殊类型的场所，从那时起我们就已经对它再熟悉不过了。约瑟夫·K的历险之所以既令人不安又充满喜剧性，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真正的公共事件——审判——却以私人性面目出现，在毗邻于卧室的法庭里完成。正是这一点，使得《审判》成为一部预言之作……我们近年来所经历的这一切仿佛都沦入了一个不透明的模糊区域，在那里所有事情都混在一起，变得不可辨认。”阿甘本对于卡夫卡《审判》(又译为《诉讼》)的熟悉几乎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

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中，阿甘本首先从古罗马法里发现了“神圣人”(homo sacer)这一概念。“神圣人”受到双重排除，即从俗世法和神法中彻底抹除。于是，神圣人就变成了赤裸生命。这种“神圣人”便是阿甘本书中的主角。“赤裸生命，即神圣人(homo sacer/sacred man)的生命，这些人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我们要阐述的，就是这些人在现代政治中所起的根本性的作用。在古代的罗马法中，人的生命全然是以被排除在外的形式而被纳入在司法秩序(ordinamento)内。于是，神圣人整个在古罗马法中面目模糊的人物，向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通过这把钥匙，关于主权的诸种神圣文本，以及关于政治权力的诸种代码，都将被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在该书第四章“法律之形式”，阿甘本对卡夫卡“法的门前”的故事进行了新的分析和解读。

阿甘本说：“没有什么东西——当然也不是守门人的拒绝——能够阻止那来自乡村的人穿越法律之门；唯有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是如下事实：这扇门已经敞开，并且法律什么也没有规定。”法律之门既然是敞开的，就不可能再去“打开”法律之门；既然我们已经在那里，我们也就不可能再到达那里。“从这个视角来看，卡夫卡的故事呈现出了法律肯定它自身的那个纯粹形式：正是在不再规定任何东西时，换言之，正是在不再作为纯粹禁止时，法律最有力地肯定了它自己……那扇只为他敞开的门，通过排除他来纳入他，并且通过纳入他来排除他。这正是每项法律的极至和根源。”在卡夫卡《诉讼》中那个监狱牧师说的话，“法院是不会向你提出要求的。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阿甘本认为，“这正是约法的原初结构，被他精确地表述了出来”。

卡夫卡小说中的法律常常独具形态，用阿甘本的话说，就是“具有效力、但无意义”，换句话说，即“具有效力，但并不具有任何意指(符号指向)的法律”。“具有效力但无意义”的法律的纯粹形式，就像是一个纯粹的意志。“这个纯粹的意志，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不自由的，正如卡夫卡笔下那个来自乡村的人。”这个来到法律门前的乡下人，可能陷入与守门人的无限对话和谈判中，更有甚者，他最终可能自己承担起守门人的角色，因为“守门人并不真的堵住入口，而是掩蔽门所开向的无(the Nothing)”。

乡下人与守门人一样，在法律门前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们的生命与法律合而为一。阿甘本说：“法律一旦变成纯粹的法律形式，变成是仅仅具有效力但无意义的法律，法律就与生命相重合。但就法律被作为一个虚拟的例外状态中的纯粹形式来维持而言，它让赤裸生命(K的生命，抑或生活在城堡脚下村落中的生命)在它面前持存。在一个真实的例外状态中变得与生命无法区分的法律，面临着生命的挑战：在一个对称但倒置的姿态中，生命被完全地转型成法律。”我们与其说是法律将乡下人吸引过去的，毋宁说是乡下人自投“法”网，因为他的生命已经与法律交织在一起，只是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文章来源：《法学杂志》 网址: http://www.fxzzzzs.cn/qikandaodu/2021/0420/6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