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之力经文阿甘本论卡夫卡(6)

阿甘本指出，在15世纪一份犹太手稿中，有一幅小图显示弥赛亚来到耶路撒冷：“弥赛亚骑着马(在其他图中是骑着驴)出现在神圣之城的敞开的大门前，门后的窗内有一个人，可能是守门人。弥赛亚前面有一位年轻人，站在离那敞开之门一步之远的地方，并朝向大门。无论他是谁(可能是先知以利亚Elijah)，他与卡夫卡寓言中来自乡村的人相似。他的任务似乎是做好准备以方便弥赛亚入城——一项悖论性任务，因为大门大大地敞开着……一个具有效力但无意指的法律，与一扇尽管大大敞开着却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大门。于是，来自乡村的人(以及画中站在门前的年轻人)的弥赛亚主义任务，可能就正是使虚拟的例外状态成真，迫使守门人关闭法律之门(耶路撒冷的城门)。因为弥赛亚只有在大门关闭后——也就是说，在法律之具有效力但无意义状态终结后——才能入城。”这种情境正如卡夫卡所言：“弥赛亚将会到来，只要这个最无拘束的信念的个性主义成为可能——任何人都不会毁灭这种可能性，任何人都不容忍这种毁灭，故坟墓会自行开启。”“到弥赛亚成为无必要时，它会到来的，它将在到达此地一天后才来，它将不是在最后一天到来，而是末日那天。”最后，阿甘本说《法的门前》故事告诉我们：“某事如何会在似乎没有发生中真正已经发生，以及来自乡村的人的诸种弥赛亚主义难题，恰恰表现了在努力控制至高禁止上，我们时代所必须面对的诸种困难。”

阿甘本在论及《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时说，他的罪名是“自我诬告”。阿甘本进而言道，其实我们人人都在自我诬告。“这是卡夫卡的出发点。这也是卡夫卡的世界不是悲剧，而仅仅是喜剧的原因：罪并不存在，或者说，唯一的罪就是自我诬告，亦即以并不存在的罪名控告自己(用某人的无辜来控告——这就是最卓越的喜剧姿态)。”卡夫卡对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印象深刻，挥之不去。他说：“原罪，人所犯下的古老的错误，存在于人所喋喋不休地指控之中；他遭受了不公，他承受了原罪。”仿佛人类的原罪一样，在诬告中罪就是控告，而不是控告的原因。“事实上，只有原告相信被告是无辜的，只有被告没有任何确切的罪行可以控告，诬告才存在。在诬告的情形中，这种信念既是必须的，也是不可能的。被告只要是一个自我诬告者，他就完全知晓自己的无辜；但他只要控告了自己，他就同样知晓他犯下了诬告罪，且罪有应得。这就是无比卓越的卡夫卡式的处境。”阿甘本通过这种解读无疑触摸到了“无比卓越的卡夫卡式的处境”。卡夫卡小说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不是矛盾，而是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均有道理，这就是悖谬。自我诬告就是这种悖谬的典型：之所以是诬告，因为没有犯罪；因为诬告了，所以犯了诬告罪。只有无罪才有可能犯诬告罪，而一旦诬告了也就不可能无罪。自我诬告既在有罪无罪之间，又在有罪无罪之中，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大抵如此，所以说每个人都在“自我诬告”。

阿甘本在分析论述了《城堡》主人公K的土地测量员的职业后指出，在小说中最高权威的代表是威斯特-威斯特公爵，而他几乎就没有真正露过脸，因此K所斗争的对象恐怕并非是上帝或者最高权威，而是那些天使、信使，以及代表政府的官员。他们就是那些“城堡的姑娘”、信使、秘书、主管或者副主管等。因此，《城堡》所展示的并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对立，“而是与人类(或天使)有关神性的谎言的冲突(首先就是那些出现在他所隶属的西方犹太知识分子环境中的谎言)。这些谎言就是他们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界限、隔离和障碍，而这也正是土地测量员质疑的对象”。K的理想也许并不在于作为土地测量员被城堡接受并在村子里永久居住，他的真正目的或许就在于废弃或悬置那道边界，即那道将人与神分离又链接的边界。但是，“似乎无人知晓这条界限从哪里穿越，事实上，也许它并不存在。但是，它像一道无形的门横亘在每一个人之间，藏在人的内心”。

至此，阿甘本又一次展示了自己渊博的语言学知识和高超的法学造诣。他说：“Kardo不仅是一个土地测量的术语：它还意指门的铰链。根据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词源学引述，‘铰链’(A hinge)就是使门(ostium)能够转动的东西，这个词就像希腊词心脏(apoteskardias)，正如一个人的心脏统治着一切一样，铰链也控制并转动门。”于是，“门就是某人阻止我们进入的东西，守门人(ostiarii)就是在旧约中阻止不洁者进入神庙的人。”在土地测量员看来，人类建立起来的那些边界或者界限，譬如城堡与村庄、庙宇与住所、神圣与人类、高层与底层、纯洁与不洁等都应该得到彻底清除。“一旦门(就是那规范他们之间关系的法律体系，那些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失效了，那么，高层与底层、神性与人性、纯洁与不洁将会怎样呢？”读到这里，我们仿佛听到阿甘本那有些得意而又狡黠的笑声。原来，正是谎言确定了人与上帝的边界，人类制造了那些关于上帝的谎言，这些谎言就是那些天使和守门人。千百年来这种边界横亘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是时候质疑和颠覆这种边界了。既然K身为土地测量员，那么他就必须行动起来，但他清除或颠覆的对象并不直接针对上帝或最高权威，而是那些有关上帝或权威的谎言。借助于K的行为，这一次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世界的真相了。阿甘本娴熟地运用他的丰富语言学知识，从土地测量工具，到门上的各种机关，再到看门人和门后的世界，阿甘本在渐渐地走近卡夫卡，可谓别出心裁，独具匠心。然而，这种理解和阐释终归与卡夫卡有些隔膜，以至于与卡夫卡及其《城堡》渐行渐远，最后几乎完全变成了阿甘本个人的理解和发挥了。

文章来源：《法学杂志》 网址: http://www.fxzzzzs.cn/qikandaodu/2021/0420/674.html